【《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廖宗魁 罗威】量化宽松政策效果并不显著，高失业率难见美国经济短期起色。
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欧洲经济正游走在难以自拔的怪圈中。
中国难以长期保持一枝独秀。四万亿强心剂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但保住增长速度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
从即期数据看，通胀压力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经济增长却面临减速的局面。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总要降下来，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以多快的速度下降？
长期从事农业问题及宏观经济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从农业就业人口的转移及短期波动角度分析，中国已经进入显著的"相对滞胀"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既要忍受较高CPI带来的压力，又要面对潜在GDP增长由2005年前后的11%下降到目前的9%左右的"垃圾组合"。
宋国青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给宏观决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相当有力的量化分析依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若恩教授认为，考虑到CPI的滞后反应及经济增长面临短期向下波动态势，未来一至两个月加息至多不应超过两次，否则很有可能重蹈2008年的覆辙。
"相对滞胀"到来 从黄金组合到垃圾组合
如同投资者总是希望能在股票市场上低买高卖那样，每个经济体都希望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同时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这两者往往很难同时实现。所以，在考察一个经济是否健康时，通常人们会以这两个因素为变量寻找较为合理的组合结果。宋国青教授从这个角度研究过去10年中国经济波动情况，得出的最新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正从一个黄金组合走向垃圾组合。
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至2006年这三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黄金组合，这三年的经济增长较快，且对应的通胀率比较低。由于通货膨胀数据存在大约半年的滞后期，对应2004年经济增长的应该是2004年7月至2005年6月之间的通胀水平。对比可以看到，2004年-2006年这三年的经济增速分别是10.1%、11.3%和12.7%，其对应的通胀水平是3.2%，1.4%和2.4%。
相比这一黄金组合，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增长通胀组合非常差。2010年的GDP增速为10.3%，大致对应的2011年6月份的CPI同比增速为6.4%。相对于黄金组合时期，经济增速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但CPI却高了近4个百分点。宋国青认为，简单地用猪肉价格同比过高来解释CPI高企是不准确的，虽然目前猪肉价格过高，但也有去年同期猪肉价格偏低的影响，更何况目前的蔬菜价格环比涨幅很低。一个明显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在从增长通胀的黄金组合转变为垃圾组合。
简单剔除超常通胀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后，2005年-2006年潜在的GDP增速约为11%，而目前只有9%左右。2011年二季度，GDP环比增速跌落9％，而CPI环比和同比的通胀率仍在上升，中国已经处于显著的"相对滞胀"阶段。
刘易斯拐点假象 增长怪象得益于城镇化
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中国从一个经济增长通胀的黄金组合转变成了垃圾组合？许多人用"人口红利拐点"或"刘易斯拐点"来解释这种变化，即由于劳动力数量和估计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下降导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速已经或将要下滑。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经济增速总是要降下来的，但简单的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解释中国经济从黄金组合转变为垃圾组合缺乏说服力。
宋国青认为，影响经济增速的应当是就业增长率而不是就业的绝对水平。实际上，就业人数的绝对水平会在2011年前后出现下降，但是就业增长率的拐点早在1985年前后就已出现。1985年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年平均就业增长率不到1%。
从韩国的经验可以看到，韩国的经济走势和就业增长率走势是一致的。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从上世纪70-80年代的9%下跌至现在的4%左右，与此同时，韩国的就业增长率也在下跌。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就业增速每上升1个百分点，GDP增速大致上升1.3个百分点，即GDP与就业的弹性是1.3。
韩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而中国却没有那么明显的关联度。从就业增长率角度看，中国已经相当"发达"，几乎没有增长，与现在的日本差不多，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比日本还差。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5年就业增长率出现拐点，1990年前后再次大幅下降，从那时起，出现了GDP与就业的弹性为零这一中国独有之怪现象。
扣除1985年以前农业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85年就业增长率的拐点并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速形成可以观察到的影响，主要原因是1985年以后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农民工进城这一对经济增长影响巨大的社会现象――城市化。城市化的核心作用抵消了就业增长率下降的负面影响。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农村，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导致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转移。所以，即使在整体就业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这份研究报告表明，很难简单地从劳动力人数或人口红利角度给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并将快速下降的结论，但考虑到目前没有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上升的其他因素，从劳动力绝对数量及估计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下降的角度可以判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或将要下降，只是下降速度难以确定
遗忘的长周期 简单的三维菲利普斯曲线
我们观察到，宋国青教授这一报告从相当独特且重要的角度提出了研究增长通胀组合的变量。计量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农业就业份额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农业就业份额是影响经济增长与通胀组合的重要变量。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暂时简单地命名为"三维菲利普斯曲线"。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在2004年至2006年间，农业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1330万人，非农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加1930万人。从1986年至今，农业就业份额每年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而2004年至2006年间，农业就业份额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
在同样的通胀水平下，农村就业份额多下降一个百分点，GDP增速将提高0.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黄金组合时期，至少有2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来自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就业份额的大幅下降导致的非农就业大幅增长，促使中国经济在2004年至2006年间出现了经济增长与通胀的黄金组合。
但是，农业就业人数的大幅下降为什么没有引起农产品供给的短缺，进而导致高通胀呢？原因是2004年以前农业就业有些过度。2004年至2006年间的情况与1992至1993年间的情况类似，但2004年以前的农业"就业过度"的程度要更大。
与此相反，2010年的非农就业增加至多1000万人，比黄金组合时期大幅下降。这就相当于农村"就业蓄水池"放水少了，甚至出现了干旱。目前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速度可能已经大幅减缓，2011年甚至可能低于长期趋势，这将导致短期的潜在生产能力低于中长期的水平。目前，农产品比价已经达到农业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农业就业份额周期波动可能出现拐点的主要原因，同时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从黄金组合转变为现在的垃圾组合，80%是由于农业就业份额下降减慢的长周期因素所引起的，20%来自于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
目前，农业就业份额超常下降可能已经消失，似乎与"刘易斯拐点"的说法结论一样。但报告强调的是，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包括长期趋势和周期性波动两个部分。周期性的波动可能在当前出现局部拐点，这样的拐点在1989年和1996年也出现过。所以说，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的拐点不是一次性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农业就业份额比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还高出不少，长期看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简单的看，台湾地区和韩国目前的农业就业份额为10%左右，而中国内地现在还有40%，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的空间还很大，当然，未来平均的下降速度会有所下降。所以，对目前的增速放缓不用过分担心。
管理通胀成本上升 经济增速下滑未必是坏事
自1985年农业改革基本完成以来的25年里，农业就业份额大致经历了不到3个完整的周期。宏观经济调控与农产品比价是影响农业就业份额波动的根本原因。如1989年的紧缩，造成不少农民返乡；2000年前后数年的通缩，使得农民转移处于停滞，农业就业份额不降反升；当2002年走出通缩后，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又加快了。
当然，由于城乡转移的成本相当高，如果是持续时间不长的宏观景气波动，或者说较弱的宏观经济调控，农民不会对此做出充分的反应。
宋国青分析，如今的高通胀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几年农业就业份额快速下降的结果，现在农民转移周期出现了局部的拐点，是否意味着未来的通胀将不再是问题呢？
并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就业份额下降出现拐点只是让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了移动，而在此背景下，要实现怎样的经济增长与通胀的组合还取决于货币政策的操作。
在同样的农业就业份额变化率的情况下，"三维的菲利普斯曲线"就还原成经典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时的经济增长上升，将伴随着通胀率的上升。而目前的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减慢，意味着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了右移，要达到同样的经济增长率，需要的通胀代价就会比原来高。
如图4所示，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的减慢，使得菲利普斯曲线从Ⅰ右移至Ⅱ，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其对应的组合从A变为B点，伴随的通胀率也更高了。也就是说，现在的环境下控制通胀的代价更大了，把通胀控制在同样的水平下，需要付出的经济增长减慢的代价比原来更大。
货币政策的尾声作用是管理好通胀，它能做到的只是让经济增长与通胀的组合沿着同一条菲利普斯曲线移动。现在猪肉价格上来了，政府又开始管理猪肉生产，孰不知现在猪肉价格的上涨很可能就是之前补贴母猪导致的后遗症。所以，货币政策管理好通胀就行，其他方面不要管，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否则可能越管越糟糕。
现在经济增速暂时下降不用过分担心，甚至一定的下降反而是有利的。现在的经济后院根据地有些薄弱，需要防守，防守好了才能更好的冲锋。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贸易条件平均每年下降2%，这导致真实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生产法的GDP增长率约0.5个百分点。而贸易条件恶化速度的减慢将可能消除这两个增长率之间的差别。如此，中国GDP的增长好处才会更多的为民众所享有，何乐而不为呢。
博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