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4日

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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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市场或受长期因素支配

Sep 9th 2010

金融界似乎都在围着短期效益团团转。评价基金经理的业绩通常以三个月为一个区间;电视新闻重点强调的是股市的每日波动;许多对冲基金算计起来更是以毫秒为单位。

但有些评论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历史发展受"长波理论"支配①,经济和市场每隔一定间隔会出现转向。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曾成功预测1929年股市崩盘,他说,市场运行遵循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提醒你一下,他还写过一篇专题论文,题目是"地心引力——我们的头号敌人"。

新技术或新发现、人口、气候变化等一些因素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这貌似很有道理,但这些力量注定每次只能持续固定的年限然后循环往复——这个观点就让人难以接受了。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决定论",根据这个理论,每一个个体都只是一部宏伟大片中的临时演员,历史按照已有的剧本不断上演,而你却注定只能做个局外人。

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反弹又催热了关于"农产品超级周期"的讨论,在这一周期内,原材料价格接下来将长期走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低价时期导致投资匮乏甚至放弃边缘场所,最后引起粮食短缺、价格上涨,而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刺激生产扩大并寻求新的货源供应。当然,这个周期从长度上来说肯定是变化的——你大概会以为农业市场的调节比矿业更快一些。

1850年以前,世界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因此农产品周期能牵动整体经济活动也顺理成章,但是如今,经济基础转制造业的事实却没能终止这种兴衰起伏的模式。

许多学者认为,工业经济也有一定的周期,其动力来自股票、资本投资或技术变革,这一周期普遍存在,持续时间从3年到60年不等。如农产品一样,其驱动力似乎不过是将粮食市场从"饱胀"到"饥饿"的转变换成了公司由投资过热到生产过剩的循环,如此一来,企业利润和产品价格双双压低,直至引发经济危机。

经济学家Arun Motianey在他的《超级周期》一书中称,价格波动会缓慢馈入全球经济,就像巨蟒吸收晚餐的过程。较低的农产品价格让半成品生产商大赚一笔,进而导致投资过热、半成品价格下跌。以此类推,成品制造商的腰包又鼓了起来,结果出现与之前类似的效果。

Motianey先生认为,新货币制度的实行是引发这个周期出现的原因,比如1870年代的金本位制,另外还有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抑制通货膨胀率政策。

1982-2000年的大牛市是二十世纪几大股市超级周期之一,沃克尔时代也经历了这一牛市的开端。人口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婴儿潮"(生育高峰)造成劳动力和养老基金激增。1950年代末,出现"股票投资热",那时养老基金经理们意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从长远来看,股票比政府债券表现要好;其次,养老基金的长期性意味着它们可以安然渡过股市的短期波动。

花旗银行股票战略家罗伯特•巴克兰德(Robert Buckland)指出,这一过程是必然的。投资者买进股票,估值上涨(进而股价被抬高),这诱使他们往股市投入更多资金。1952到2006年间,美国养老基金中股票投资比重从17%上涨到69%。

现在,形势颠倒过来了。从2000年起,股票表现远落后于政府债券。而且,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群面临退休,他们从养老基金的贡献者变成了受益者,因此,养老基金正在寻求风险较低、收益稳定的投资方式,二者共同作用,必然青睐债券投资。另外,会计法规将养老基金波动性引入企业资产负债表,也助长了以上倾向。现在甚至有"债券投资热"的说法。

Longview Economics杂志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沃特林(Chris Watling)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几个"长周期"似乎都朝着对西方经济不利的方向发展:农产品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企业、个人疯狂负债的后果。当然,这些坏消息对金融市场来说,到下个月、甚至明年其影响也未必充分显现,但它们的确预示着:前方还有艰难的十年在等着我们。

译者:gloria_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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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日

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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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国际 by 周其仁 on 8/31/10

  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8月30日星期一
  其仁个人网站:http://zhouqiren.org/

  如果不是对本书作者有点了解,我是不敢为这样一本自己也写不出来的著作写序的。王敏正市长是老朋友了:20多年前在杜老(杜润生)领导下从事农村改革研究时,我们就在一起做过实地调查。多年未见,两年前在一个会议上不期而遇,他已经在云南省拥有500万人口的昭通市当了三年市长了。

  当市长总之是忙。可敏正还对学问有那么大的兴趣。别的学问也罢,他偏对经济学情有独钟——还不是属于拿个把新鲜术语让同僚和属下感到深不可测的那种,而是真下气力、真花工夫,不但系统阅读,而且自己梳理,硬是洋洋洒洒下笔数十万言,写出这么一本《市长经济学》来。一周前他来北京参加"两会",给我看该书的打印本。我一边感叹一边翻阅,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市长要掌握的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能的答案,特别之源应该不在经济学,而在"市长"本身吧?

  那么,市长——一个城市的行政长官——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开门见山,本书的前言说,"无论行政管理,还是经济调控,市长都是一个市域的'总经理'"(第6页)。有点意思了,原来这位自家就是市长的《市长经济学》作者,对市长的定位就是一家市域公司的老总。难怪我们见过当今不少市长,也包括镇长、县长、区长和省长等,无论外形、语言思维特征还是行事格调,如果取某一个侧面看,真的就像公司大老总。实话实说,本书作者也许是书卷气压身,还是我见过的最不像老总的一位市长哩。

  说起来,把行政长官和公司老总看成差不多一回事,在学术上还大有讲究。因交易费用学说而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R.Coase),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理解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提供了理论解释。1988年,科斯回顾平生,坦承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形成他的企业理论的时候,受过列宁的影响。这段公案,我们中国读者可能比很多西方人还要熟悉,因为列宁当年写下的《国家与革命》,在论证未来苏联经济的组织方式时,就把苏维埃国家看作一个雇佣全体国民的超级公司。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中国曾经经历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在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里靠中央计划指令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我讲过的,计划经济的理论讲到底就是一个公司理论:当这个公司大到覆盖整个国家的时候,公司内部的计划、权威、命令和行政管理,就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准则。

  科斯也不完全同意列宁。他看出超级国家公司的一个破绽:内部运行的组织成本过高,可能超过用公司形式而节约了的市场交易费用!如果那样的话,超级公司在组织上就不合算,就要缩减公司规模、增加公司数目、扩大公司间的市场交易。说来不容易相信,科斯对国家超级公司理论同意又不完全同意的理论探索,不但解释了为什么在"看不见之手"主导的市场交易里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内部由"看得见的老总之手"管控的公司,也推断了把整个国民经济囊括到中央计划经济范围的超级国家公司的改革路线——分权、放权、收缩计划命令的范围、扩大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直到形成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由形形色色的公司来组织生产和交易的状况。

  2008年7月,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主持了一个理论研讨会,集中研究中国的改革经验。我在会上发表的论文(《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阐释的就是中国通过重新界定财产权利、激活企业合约、确立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调机制,根本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国家公司模式。我认为,邓小平的实践出发点是消灭一切市场关系的超级国家公司,而科斯的理论出发点则是流行经济学关于价格机制支配一切、因而无需任何组织和企业的"完备市场"。当着98岁高龄的科斯的面,我打趣说,虽然邓小平和科斯从来没有机会谋面,但他们各自的行进方向却保证他们一定会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会面",因为超级国家公司究竟要向市场经济走多远,正如价格机制的成本要求形成怎样的公司和公司结构,正是中国改革实践的重头戏所在。

  话说回来,我可不同意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的过头言论。因为恰恰在"完美市场"与超级国家公司这两个体制极端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空间。中国从超级国家公司走出来,靠的是重新界定权力。问题是,过去的超级国家公司是政企合一、政经合一,改革下放权力,就把行政权和经济权一起都放下去了。新问题是,下放的权力怎么合理分布,又靠什么去加以约束?离开合理分布和有效约束,权力搅入市场交易,腐败就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性问题了。

  这就回到了本题。市长为什么很像公司老总?因为改革解体的是国家超级公司,所以在中央政府层面,政企分开程度才比较高,行政首长才越来越接近于"众人之事"的公共管理者,才远离公司老总的定位。但是,作为权力下放的一种载体,各级地方政府的政企分开程度低,地方政府常常还更像一个个公司——直接配置资源、决定项目、执行投资、获取税收以外的经济收益。是好是坏,计划时代的超级国家公司在改革开放中被分解成无数碎块,原本大一统的政企合一转向了彼此竞争的地方性政企合一的公司。这是转型中国的一个写照。

  不过,市长还是不完全等同于公司老总。这是因为,市长拥有政治结构授予的合法强制力。这是再大的公司大老板也没有或根本就不应该拥有的。我们知道,合法强制力是一枚双刃利器,既可以非常有效地执行正确的经济决策,也可以非常有效地执行错误的经济决策。举一个例子,要说服众多投资人自愿集资修建一条公路,是非常麻烦的;要与沿途的小土地所有者达成修建公路的协议,更是麻烦无比。倘若可以高举合法强制力,用具有强制性的税收来集资,再用强制的征地权来取得土地,那修路的麻烦岂不小了很多吗?当然是的。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靠合法强制力修一条合乎经济需要的公路固然容易,但动用合法强制力却也很容易修成一条根本不为经济所需要的公路。横竖集资来自税收、土地来自征集,修错了的路既难以发现,更难以纠正。在这个意义上,手握合法强制力大权的市长,比普通公司老总做对事容易,做错事也容易。

  让我看重的,就是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市长,他当然比别人更懂得合法强制力种种妙不可言的地方。不过,书中引用亚当·斯密的如下见解,却表明了本书作者的基本立场。斯密的话实在精辟,不妨让我再引一次:

  "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是。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轻松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却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摆布会动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的运动规律。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他自己的运动原理。如果这两个原理一致,行动方向一致,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和成功的。如果这两种原理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

  这就是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虽然经济规律——一个个社会成员各自的运动原理——对谁都有意义,但对于政府中掌权的人却格外有意义。合法强制力赋予他们拥有"摆布棋盘上各个棋子"的权力,但如果他们自以为是,不把经济规律当回事,那么,结果就不但可能如斯密预言的那样,下棋下得很艰苦,而且还可能如本书预言的那样,"直接影响他所管辖的一个市域内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福祉"。秉持着这样一种态度,敏正市长才在完成市长的公务之余,为天下的市长们写下了这样一本经济学。

  (本文为《市长经济学》序言,标题为发表时编者所加。该书由王敏正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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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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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国际 by 张五常 on 8/24/10

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是个重要的思想家。智力惊人:罗素说凯氏是他平生遇到的智慧最高的人。博学多才:涉及的学问有多方面,著作等身,文笔流畅。兴趣广泛:桌球、桥牌、艺术收藏、芭蕾舞欣赏等皆卓然成家。口才了得:Harry Johnson年轻时有幸见过他,后来对我说凯氏与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者中辩才最高的。

年多前谢世的Alan Walters曾经对我说,整个二十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位经济学者是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二者不相伯仲,大可分庭抗礼。我认为纯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凯氏高于弗老。二者皆智力超凡,我认为弗老的经济天赋比凯氏高,但从多方面的学问与兴趣看,凯氏胜。二者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的顶级人物,可与他俩平起平坐的我要加进耶鲁大学的费雪。

文笔历来流畅的凯恩斯,写他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一下子文字变得艰深难明。我读不懂。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间,我在洛杉矶加大写《佃农理论》时,一位在该校作助理教授的朋友,是瑞典人,名为Axel Leijonhufvud,也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学》),在该校的经济系内吵得热闹,跟着出版的书举世知名。Axel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论文还没写好就获擢升为正教授的人。当时老师阿尔钦说,他原来读不懂《通论》,但读了Axel的文稿,再读《通论》就懂了。

Axel的论文是说,凯恩斯是个一等的经济学者,但凯恩斯学派则不成。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跟Harry Johnson等人谈及,他们认为Axel的论文是好的,但究竟凯氏的思想应否那样阐释有不少问号。

《通论》是一本我再读也不懂的书。今天回顾有点尴尬。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拼搏时,我的思维集中在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局限,而《通论》是不管这些局限的。整本《通论》与交易费用有关连的是「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的处理,但不是从局限的角度入手。

我重视马歇尔。凯恩斯对马氏的思想应该比我熟识得多:他俩是剑桥同期的人。虽然凯氏修数学起家,但一九一一年起他任职多年马氏创办的《经济学报》的编辑,也发表过关于马氏的文章。马歇尔一九二四谢世。今天回顾,凯恩斯可能认为马歇尔的理论对国家大事不管用而另辟蹊径,我是因为不满意马氏的分析而为之大事修改。

我重视马歇尔,因为他的经济分析基于工厂调查,有真实世界的内容,而更重要是他的大作有一个很完整的架构,全面而清楚。有这样的版本放在面前,我把马氏假设不存在的交易费用局限放进去,修改得实在多。我也认为他对成本与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凯恩斯也不足),对竞争的理解不够全面(凯氏也不够全面),对市场合约的变化知得不多(凯氏也知得不多)。把这些加进马氏的理论架构,修改得近于面目全非,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认为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不开,工资管制与物价管制是同一回事。

上述与好些其他我对经济制度及其运作的看法,是自己多年来的逐步思想发展。当年读不懂《通论》可没有那么全面的质疑,只是好些地方我不明白凯氏或明或暗地用上的假设。例如工资无端端地不能下调我读不懂。又例如福利经济与工会的左右对就业有害,凯氏漠视。好些年后,是七十年代初期吧,西雅图华大的两位同事追究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失业率奇高的解释——凯氏重视失业的时代——得到的结论是当时英国的政府福利急升(该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报》之首)。当时我最不懂的,是凯氏的意图储蓄量与意图投资量相等的均衡概念,因为我接受了费雪之见:储蓄与投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

母校当年的经济系不大名,但今天回顾是走在时间的前头。这可能解释为什么我读不懂《通论》。清楚记得,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施蒂格勒到母校讲述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讯息费用」专题,我在座,不仅觉得施氏说的耳熟能详,过了一天跑到赫舒拉发的办公室投诉:「施蒂格勒的讯息费用理论说市场的物价有差异变量(variance),所以市场的顾客要花时间搜查(search),但市场的物价差异变量是顾客搜查后的结果,施蒂格勒的分析是否本末倒置了?」这样的学生是不容易读得懂《通论》的吧。

想当年,阿尔钦正在日夕不倦地研究他后来发表的弗里德曼认为是重要的关于讯息费用与失业的文章,他怎可以读了Axel之后就说读得懂《通论》?懂可能是懂,但不会同意吧。

今天行内盛行的宏观经济,无疑起自凯氏的《通论》。很不幸,一般人重视的要点,是政府花钱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其实那是凯氏从年轻同事Richard Kahn1931)的一篇文章借过来,用以决定国民收入。这乘数效应经过萨缪尔森及Alvin Hansen等人的大事宣扬,读本科初级经济学的没有一个背不出来。世界多么容易改进:如果人均收入上升一元储蓄上升二角,政府花一元国民收入上升五元!当然,那简单的方程式可以变得相当复杂,但那所谓财政政策可以容易地调校经济之说不胫而走。萨缪尔森的课本卖得发了达。另一位大名教授(Fritz Machlup, 1902-1983)为这乘数写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愚蠢的书,整本满是算术习作的数字图表,教政府多花一元,或税收增加一元,或出口、进口增减一元,等等,国民的收入会如何。蠢归蠢,信之者众。

凯恩斯学派的乘数效应分析当年得到广泛的支持,可能因为这分析支持着大政府,也支持某些压力团体的利益。但以乘数效应来衡量凯恩斯的学术贡献,是不公平地贬低了他。凯氏知道他的思想被滥用,说要找机会澄清,但早逝,人算不如天算也。

自一九五七年弗里德曼发表了《消费函数理论》后,凯恩斯学派的影响力开始转弱,而弗老跟着发表的《美国货币史》是巨著,带动了六、七十年代的货币大辩论。自由经济观变作主流,凯恩斯学派节节败退。没有谁想到二○○八年雷曼兄弟事发,地球震撼,凯恩斯学派起死回生,急速飊升。《通论》一时间洛阳纸贵。研究法律经济的Richard Posner竟然大事宣扬,说他变为凯恩斯信徒了。

两年前金融危机出现后,关于凯氏思想的争议主要是上文提到的乘数效应。认为这效应微不足道的芝加哥学派被迫到防守那边去。去年萨缪尔森谢世,传媒的追悼文字比三年多前弗里德曼谢世多出不少,反映着凯恩斯学派抬头。

美国政府要大手花钱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管用吗?众说纷纭,支持的不敢说乘数效应是课本教的那么高。他们说一点五倍。芝加哥学派说多半会低于一,其中一位说可能低于零。我当时怎样看呢?认为该乘数无关宏旨,因为政府花钱只能增加过渡性的收入(transitory income),救不了经济。

与凯恩斯同期的美国费雪,我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者。可惜经济大萧条时他破了产,少人重视他,风头当时是被凯氏占尽的。费雪的天才贡献,关于利息与投资那部分,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赫舒拉发大事推广才受到注意。我认为这注意是不足够的。

回头说两年前金融危机事发带出的政府大手花钱的争议,凯恩斯的乘数效应是个重心话题。认为这效应甚微的主要是一个挤出理论:政府花钱会把甲项产出转到乙项去。大家同意,失业率愈高,挤出效应愈小。我认为远为重要但两年前少受重视的是政府花钱只能增加过渡性的收入,于事无补。后者是费雪与弗里德曼的学问了。

费雪指出,财富是收入除以利率。这收入是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是预期性的,到了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就称作固定收入(permanent income),也是预期性。消费是按财富或预期的固定收入来决定的。因此,不管政府怎样花钱,除非能增加国民的财富或增加国民的收入预期,这种花钱救不了经济。我当时不看好,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国民财富暴跌了。那里的一般市民的财富主要是自己住所的市值,他们看着自己拥有的楼房之价来策划退休之计。上升了很多的楼价一下子暴跌——财富一下子暴跌——政府不容易以花钱的方法把国民的财富提升。别无选择,政府要设法把国民的收入预期提升,但美国的经济结构跟其他先进之邦差不多,墨守成规得太久,不容易有弹性地搞出变化。

很不幸,凯恩斯本人的身后声名是由凯恩斯学派带动的,或可说是跟着该学派的声望走。美国政府推出七千八百七十二亿美元救市,属凯恩斯学派的主流。今天,这近八千亿的钱花了过半,效果微乎其微,近于零。我想,这次凯恩斯学派倒下去不容易再抬头,而这样凯氏的大名给拉下去是一点无妄之灾吧。

凯氏声名遇到的更大的无妄之灾,是他主要的支持者——以言论来说——是克鲁格曼。此君早就大名——他在《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很有名——而机缘巧合,雷曼兄弟事发后不久他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是独赢的。大名当然更为大噪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克氏开罪了不少行内的朋友,后者一般认为他的专栏是乱写一通。

我没有见过一个比克鲁格曼更为「凯恩斯学派」的人。金融危机事发后他立刻把凯氏捧到天上去,跟着不断地催促政府大手花钱,花怎样多也不够,力陈负债是好事,节俭是坏事。可惜他的推断频频出错,愈错愈推,愈推愈错。指责的回应无数,到今天克大师看来有点进退失据,不知怎样把自己说过的收回来。一位在国际货币基金工作的朋友半年前对我说,美国的经济学者早就不管克氏的言论,认为是胡说八道。克氏仿佛自命是今天凯恩斯学派的代言人,凯恩斯的声名怎会不给他在某程度上害了。

更为尴尬是几天前一位同学传来一份中文网上言论,题为《网友板砖砸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把他骂得也要命。中国的青年是不好惹的。还健在的西方经济学者,今天在神州最大名的看来是克鲁格曼。可惜不是大好名。可能因为他获诺奖后到中国一行,对炎黄子孙口出恶言,跟着的专栏文字对中国粗言粗语。也活该:当时在内地公路上频频见到的克鲁格曼的巨幅人像广告,纷纷被拆掉了。

我希望内地的同学知道,一个学者的思想不一定要对才称得上是伟大。凯氏是个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论著启发了一整代的经济大辩论,是贡献。我不同意他采用的某些理念,选费雪的为优,但不等于我不仰慕凯恩斯的成就。

下一篇文章我会陈述我对宏观经济的看法,解释为什么我选走的另一条路远为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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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日

出口导向带给国内的麻烦

出口导向带给国内的麻烦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六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其仁个人网站:http://zhouqiren.org/

  上周评论触及到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数目日益庞大的贸易顺差,给国内经济平衡带来的困难。流行之见,谈到贸易顺差,就只往"国际影响"那个方向想,甚至仅仅争论对美国经济平衡的影响。可是既然叫国际贸易,其中一国又是中国,那包含着巨大顺差的对外关系,怎么就对中国自己的国内经济没有影响呢?个人的观点,如此"见外不见内"的思维,是很多年人民币汇率与货币问题得不到妥当处理的认知基础。

  现象并不复杂:每年中国大量商品净出口,但是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这笔在国内市场没有商品与之对应的货币,数目少了无所谓,可是眼见越来越大,其影响就不能小视。统计上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1990年510亿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2.6%;1997年3550亿,占4.3%;2004年10223亿,占5.4%;2007年23381亿,占8.9%;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的出口,但这一年的净出口还有24135亿,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9%。

  "净出口"者,所有商品与服务的出口额减去全部商品与劳务进口额之差也。这里要问几个问题了: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在哪里生产的?答:在中国国内。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白白生产出来的吗?答:当然不是。谁在生产这部分净出口商品与劳务时挣得收入了?答:工人挣人工、老板挣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抽到税、银行收利息,也许还有其他的服务方挣费用。

  这就带出上周本专栏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创造了净出口商品与劳务而挣得的收入,对国内市场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讲过的,不是小数,而是每年以万亿为单位计算的大数。也讲过的,这部分货币收入对应的商品劳务悉数出口,是"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我们要不依不饶地问,这每年论万亿数的购买力,在市场上究竟可以买到什么?

  上周本专栏先排除了两点。第一,买不到国内商品与劳务。道理简单,因为这笔购买力对应的商品劳务已经全部出口了。这当然是从总量(宏观)来看的结果。微观上,出口企业挣得的收入,分不清究竟做的是净出口还是总出口,横竖发到手里的钱都有权购物,正如就是不做出口生意、靠内需挣得的收入,也有同等购物权一样。但是,当所有的购买力一起购物时――这又是从宏观看问题――那块绝对多出来的 "纯购买力",就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劳务。因此,当人们非要一起行使购物权时,过量货币追逐不够量的商品劳务的现象就可以被观察到,结果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通胀是也。

  第二,也买不到国外的商品劳务。阐释过的,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比较起来,进口关税与服务便利等等因素的影响,倒还在其次。

  剩下还有什么出路吗?那就增加储蓄吧。这也是近年中国的储蓄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原因。相关的解释五花八门,从中国人喜欢储蓄的文化特性到社保不足带来的强制性储蓄等等,不一而足,有机会以后再作探讨。这里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无论中国高储蓄的成因为何,增加储蓄并不能为中国日益增加的净出口带来的人民币购买力,找到市场平衡之路。

  这么说吧,除非大家把钱存到枕头或炕洞里,导致这部分货币彻底沉淀、退出流转,否则,储蓄越多,市场货币与商品劳务之间的不匹配就越严重。这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如果你我把钱存到银行,那银行是要把钱贷放出去才可以维持下去的。从银行再贷放出来的款子,还不是要追逐商品?很明白,如果存入银行的款项本身就来自净出口创造的货币收入,那么它断然不会因为到银行转了一圈,就能够找到对应的商品与劳务。恰恰相反,随着存入-贷出次数的增加,更大量的货币被银行创造出来之时,就是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矛盾变得更为严重之际。

  统计数据称,2008年年底我国各项存款余额46.6万亿,各项贷款余额30.3万亿,分别比2004年增加了22.5万亿和12.5万亿。去年更不得了,仅第一季度新增的银行信贷就达4.5万亿。我看势头不对,为文质疑(见: 《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有不同意见辩护说,中国信贷膨胀的来源不是增发钞票,而是储蓄,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对该论调不以为然,因为在顺差巨大的出口导向经济里,本来就有相当大一块储蓄,根本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经由银行贷放出来,陡然增加市场的物价压力。

  讲到底,净出口挣下的货币追不到商品,存到银行里贷放出来后更加追不到。这就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最后总归会"平衡"的吧?还以2007年为例――全年净出口2.3万亿、占国民生产总值约9%――如果放任价格不管,年度物价总水平上涨9%,过量货币追商品的游戏,是不是可以不平自息?

  有两点困难。其一是我《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文里提到的,过量货币流入经济时有粘性,可能一时集中于某个商品或某个市场。那样的话,某商品的价格上涨就可能远超过9%。其二,出口导向非一日之功,积存在经济体内的过量货币如笼中之虎,一旦放出来,其胃口可能不止增加9%。把这两点合并,加上人们的自保、投资与投机行为分不清楚,在预期紊乱之下"牛群"受惊吓后可能过度反应,局部的市场失衡可能冲天而起。

  物价伤民之际,人言滔滔。要政府无为而治,搞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经济学家可以建言,但听者藐藐。政府以看得见之手频频干预调控市场,由此而起。管来管去,政府部门很辛苦,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也许可以遏制货币追商品于一时,却不断按下葫芦浮起瓢,因为釜底之薪――出口导向经济创造出来的过量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记住了,货币从来不会死,它像泛滥的江河之水一样,永远寻找着新的出口。

  究竟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思来想去,逻辑上的出口惟有一处,这就是把经济体内原本不是商品的资源动员到市场上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靠新增的商品与劳务吸收过量的货币。这方面,中国经济有经验、有教训、有挑战,也有机会。下周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