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尚古，世道剧变

此文已刊于6月10日《南方周末》书评版
　　
　　田方萌
　　
　　关于物种的由来，历史上的智者们提出过四种解释。一种生物或者被上帝设计好了，或者被人类驯养改头换面，或者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或者经由天然演化脱胎换骨。最后一种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传入中国的时候，它被浓缩成八字短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在物种之间和物种之内展开，由自然选择决定其存亡，适应度最高的个体将有利的性状遗传给后代，每一代会产生少量变异性状。我们只要花十分钟就可以向一个孩子解释清楚。然而，直到150年前的这个月，进化论才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正式问世。
　　
　　当孟子遭遇达尔文
　　
　　形态迥异的动植物起源于共同祖先，这一猜想长久以来匪夷所思。每一代人生活的时间太短，不可能亲眼看到新物种的产生。演化史上的自然条件不可重复，生物学家也不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反复实验。幸运的是，动植物的驯化帮助人类理解了改良物种的渐变机制，大自然通过化石、邻近种群和DNA间断性地保留了物种演化的记录，今天的科学家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物种在不同条件下演进的过程。在过去150年，这一切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生物进化史的了解。
　　行为最复杂的生物莫过于人。进化论基于对动植物的观察而产生，它是否能够解释人类现象？我曾和一位专治政治哲学的朋友聊起达尔文，他立即表示："动物受制于进化规律，人类并非如此。"这位朋友的书架上码放着好几排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哲学书籍。在他看来，智慧的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才作出正义的选择，自然不会像动物那样受本能驱使。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发现恰恰指向相反的事实：人类的大部分道德行为由某种情感机制推动，这种情感机制在数百万年的演化史中逐渐形成。人性像动物行为一样，是演化的产物。
　　社会学鼻祖孔德曾经指出，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学科，意即社会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很长时间以来，社会科学家却漠视这一下位学科，在自己的领地内闭门造车。《物种起源》出版一个多世纪后，演化生物学终于开始大举进入社会科学家的视野。社会生物学"教父"威尔逊在七十年代末即提出一份旨在整合多个学科的研究纲领，一些社会科学家们也开始走出传统研究领域，从演化生物学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三十年过去，各个学科几乎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演化心理学成绩最大。该学科的集大成者巴斯运用大规模跨国调查，以社会科学方法验证了演化理论对人类心理的猜想。他的《演化心理学》一书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审美的人》和《文学达尔文主义》则开创了生物学和人文学的交叉性研究。后现代主义者多年来喷云吐雾，或许达尔文的文艺学传人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丝清新空气。
　　在政治学和军事学领域，进化论也有不俗表现，当然争议就更大了。以色列军事史家甘特的《战争文明史》试图从演化生物学角度解释战争的起源和演变，就受到了《新左派评论》的猛烈抨击。进化论自诞生以来，遭到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用，以后又受到纳粹主义的曲解，难怪西方人对演化理论的政治化解读非常敏感。美国政治学者阿哈特近年来著有《达尔文的自然权利》和《达尔文的保守主义》两书，让进化论为保守派的政治主张背书。结果不仅右翼的宗教势力不买帐，相信进化论的自由派也持怀疑态度。
　　社会科学曾经从生物学那里得到过许多启发，如帕克提出的"城市生态"（urban ecology）概念。当代学者则大大拓展了生物学方法论的应用范围，在他们看来，思想发展和经济变迁都可以视作宏大的演化体系。生物学演化的基本单位是基因，有人就提出类似的文化演化单位"弥母"（Meme）。就像基因受到自然选择的无情筛选，弥母受到文化选择的有意挑选。赛蒙顿的《天才的产生：从达尔文视角看创造性》一书就据此解释为何某些科学和文艺思想能够发扬光大，而另一些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比因霍克的《财富的起源》将经济世界看作一个复杂体系，提倡以生物学概念作为经济研究新的"隐喻"。作者认为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一味追求物理世界的力学美感，故事已经越来越难讲下去了。
　　笔者手头这本《神似祖先》记录了一位中国社会学者阅读生物学著作后的心得体会。作为学术界的"边缘人"，作者郑也夫喜欢到别人的地盘上进行"思想远交"。 近年来，他放下手头许多工作钻研演化理论，在知天命的年纪发了一把少年狂。在这个意义上，《神似祖先》可以看作社会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的一场精彩对话――也夫让孟老夫子遭遇了达尔文。举凡灵肉、死生、人我、和战、情理、苦乐、男女、美丑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这本书都有所涉及，其分析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醍醐灌顶之感。如果说进化论"帝国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也夫从生物学界猎取的火种今后势必燃成社会学界的烈焰。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正如也夫在《神似祖先》头一章所言，生物学的意义不只在其自身，更在于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尤其是对人性的看法。人类的本质属性一直是古今哲人探讨不休的话题，读者们一定还记得中学教科书上的定义：人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唯一动物。这一技术决定论今天已经被生物学颠覆了。《神似祖先》列举了不少例子，说明动物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甚至拥有技术文化。人类只不过使用了非常复杂的技术，也夫写道："人类是使用火的动物要比说人类是使用工具的动物更合理。"
　　科学似乎是区分人与动物的另一明显标志，它无疑代表了人类高超的智慧。毕竟，我们在生物学里就被称为"智人"（Homo Sapien）。可是，不少动物，如猿猴和海豚，都拥有程度不低的智能。在原始生存状态下，人类的智慧仅比其他动物略为高超，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今天的中学生都懂得牛顿定律，是因为人类掌握了积累文化的手段。如果把爱因斯坦放到采集狩猎社会，他充其量也就设计个陷阱而已。
　　我曾读过也夫二十年前的一篇旧作，那时他还认为艺术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在自然选择理论之后，达尔文进一步提出性选择学说，揭示了美感的起源。原来艺术并不为人类所专美，孔雀开屏，杜鹃啼唱，动物早就发展出了"身体彩绘"和"山歌比赛"，这些行为在进化上的远因与人类无异――只为吸引异性。在演化生物学家看来，艺术是人类显示其适应能力的昂贵展品，而审美则是识别这种适应能力的本领。优雅的舞姿体现出灵活的身体机能，嘹亮的嗓音暗示着健康的身体素质。艺术不仅不超越生存，而且直接涉及生存中的重大利益。
　　除去科技和艺术，似乎只有道德能将人类从野兽那里拯救出来。大多数人相信人类的道德水准高于其他动物，介乎神性和兽性之间。孟子发问："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他的答案就是人类能够明察伦理道德。可我们先不要对自己的道德水准这么自信。如果动物家族召开全民大会，人类很可能被授予"最不道德奖"。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总是奴役、囚禁、虐待和杀戮其他动物，甚至搞得人家濒临灭绝。我们对自己的同类也不见得多么客气。据蒂利（Charles Tilly）估算，文明程度最高的二十世纪，也是人类因战祸死亡人数比例最高的时代。相形之下，也夫引用了洛伦斯的观察："嗜杀同类在混血脊椎动物中是罕见的，哺乳动物中根本没有。最嗜杀的肉食动物，尤其是狼，却是所有动物世界中抑制力最可靠的。"
　　对灵长类等动物的研究表明，道德行为是社会性动物生存的必然要素。因此，我们最好把人与其他动物看作道德色谱上的两点，而非泾渭分明的黑白两极。我们中间的确产生了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为人类道德渗入的一点理性因素，可这仍然建立在数十万年演化而成的情感系统上。宗教信仰和伦理学的确强化了我们的道德意识，不过，与其说人类因信仰体系而行事正义，不如说信仰体系因我们的正义感而得以维持。正如生物学家瓦尔所言："我们和多种动物共享着建筑的材料。我们做的事情没什么是真正特别的。"
　　如果火星人在史前时期来到地球，他会发现一种使用火的直立动物。火星人收集了一些DNA标本，比较之后他发现，用火动物的DNA最接近两种灵长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至于用火动物嘛，火星人想了想，自然应该是第三种猩猩。这故事当然是我编的，不过外星智慧生物真的存在，他们是会这样看待我们的，而不是人类自况的"万物之灵"。动物学家时常发现黑猩猩与人类行为的相似之处，其实不是黑猩猩像我们，我们就是猩猩。将人类拉下神坛并不否定人性的伟大，《神似祖先》只是强调人性其来有自，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研究人性不能只去教堂，更应该跑到动物园去。只有同其他动物比较，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在《神似祖先》的最后一章，郑也夫提出一种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类定义："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人因智慧而具有文化，文化具有高度变异性，因而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他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本质"。这只是针对其他动物而言，在上帝眼里，人类的可能性恐怕还是有限集，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如果达尔文猜对了，我倾向于从认识论角度给人下个定义：人是唯一知道到自己真正起源的动物。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演化生物学并不仅仅满足我们对自身起源的好奇心，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改善当前的处境。如果我们把智人的演化史浓缩成一年，那么短短两百年的工业时代就是迎接新年的晚宴。人类在这顿"最后的晚餐"上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经济史家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谈到国家贫富时说："穷国的人担心挨饿，富国的人担心长胖。"也夫那代人对饥荒还有着深刻的记忆，他们的儿孙已经对肥胖症司空见惯了。古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恰恰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变天了。同历史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相比，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典型"世界。
　　现代世界带给人类的好处显而易见。今天大多数人享受着保暖的服装，充足的食物，坚固的房屋和便捷的交通。科学技术当然是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直接原因，它建立在以信任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体系之上，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几乎都高度依赖着陌生人的工作。人类如何从不到百人的原始部落走向聚集数百万人的大都市？《神似祖先》针对这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探索。作者认为人类强烈的亲情有时不能或不需要进行身份识别，针对非血缘群体的移情能力由此获得发展。猎物和火种等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促进了跨部落的合作，这种合作进一步催生了复杂的语言。移情能力和语言交流为人类建立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垫定了基础，文化积累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这些因素最终将人类带到了现代社会。
　　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会伤害到人类，部分因为基因变异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神似祖先》对《我们为什么生病》一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医学家合写的著作。现代人在享受医疗保健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富贵病"，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正在被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腰椎病所取代。也夫称后者为"生活方式疾病"，因为我们体内古老的基因并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举例来说，笔者的远祖带有易患近视的基因，这在无文字的原始社会并不会损害他们的视力。笔者继承了这种不良基因，每天却需要处理大量文字资料，不得不戴上一副厚厚的眼镜。当然，技术产生的问题也可由技术来解决。隐型眼镜发明之后，近视患者看上去已经与常人无异。改进后的座椅也可以减轻白领工作者腰椎的压力。
　　现代人的肉体受到考验，他们的精神也饱受刺激。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曾经将梦露的头像进行海量复制，暗示着我们已经进入"美女轰炸"的时代。平面和影像媒体上充斥着最漂亮的人类成员形象，吸引了长相平凡的大众注视。从演化生物学来看，美貌之所以吸引我们，乃在于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后代成为拥有优良基因的俊男美女，因此身材长相是每个人择偶的重要标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无可厚非。可人类祖先从来没见到这么多被复制出来的"封面女郎"。尽管她们赏心悦目，在进化意义上却毫无价值。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觉系统被复制技术"欺骗"了，以致这些人造的"画皮"占用了我们太多时间和精力。
　　媒体技术向现代人展示了"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结果刺激了我们奢侈的购物欲望。作为关注天下大势的学者，郑也夫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对此提出批判。在人类社会的多数成员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无聊感开始蚕食我们没有设防的心灵，商人们开始生产廉价的刺激品。人们以为存在着比他们当前生活更美妙的享受，消费过刺激品却面对着新一轮的无聊。要摆脱这种无聊，我们当然不必回到原始社会，却不妨"模拟"祖先的生活环境。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祖先看不到的具有欺骗性的东西，我们也尽量少看，这样就不会总惦记着刚刚推出的时尚用品。至于省下的时间该做什么，那应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
　　
　　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曾言："运气不好但是智慧的人胜过幸运的蠢人。"达尔文告诉我们，人类只是生命老树上的一条新枝，与其他枝干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类虽然因此失去了上帝赐予的好运，却也理解了进化带来的悲剧。最后让我追随时风，作一句广告词：对于探究奥秘的人，《神似祖先》自然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对于追求功利的人，《神似祖先》或许可以提高你的适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