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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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

via 牛博国际 by 宋山寨 on 10/28/10

      作者：吴敬琏   来源：财新网

      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怎么看待中国贫富差别的现状，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偏大，除了统计上的误差外，还存在历史原因，因而无需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就是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成因，也有不同的分析。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别过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各种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劳动者收入偏低。比如，一般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地位跟资方不对等：资方虽然没有组织，但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则完全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

　　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据农学家计算，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20万亿-30万亿元。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的大贪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些有特权背景的房地产商也趁机大发横财。

　　总之，对于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要综合考察，然后分门别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西班牙的教训

　　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左、中、右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群。问题在于，这些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极右和极左两极走的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林达写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引发了我许多感想。我深切感到作者提出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中国极富现实意义。

　　1931年，西班牙国王退位，成立"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时候情况还不错。虽然有各派力量的纷争，但是，在主张共和制的温和左派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右派之间，分歧并不是很大，完全可以通过宪法程序来解决。可是，后来，在两个国际集团即法西斯集团和苏联第三国际的操纵下，西班牙社会向两极分化。这样，在左的极端分子和右的极端分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中间力量被排除掉，以致不管哪一派取得胜利，都会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事实是极右派取得了胜利，结果就是对左派人士的血腥镇压和将近40年的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然而，如果是极左派取得成功，又如何呢？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现实的证据，使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推断，即使左派取得胜利，后果不一定比弗朗哥的专制统治更好。奥威尔是作为一位英国左派人士满怀热情投入西班牙内战的，可是，由于他参加的 "国际纵队""列宁营"被莫斯科派来的肃反机构认为是托洛茨基派控制的组织，他陷入了左派内部残酷血腥的派别斗争之中，险些被整死。奥威尔正是根据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写出了入木三分地揭露极权主义的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对于西班牙来说，幸运的是，经过这一番曲折和苦难以后，左右双方的一些领导人都觉悟到过去路线的错误，放弃了极端的做法。在1975年弗朗哥死后，在左右两翼中温和派的共同努力下，西班牙很快实现了民族和解与经济振兴。

　　打破"两暴怪圈"

　　中国目前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也有人说，中国人几千年就这样。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是不是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如此了？我认为并不尽然，原因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代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上层是极少数权贵，下层是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所以，生长出两种力量——暴君和暴民。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也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新中等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等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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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首批股票6年过去了，怎样变化？

中小板首批股票6年过去了，怎样变化？


    2004年6月中小板推出，首批8只股票2004年6月25日上市。有趣的是，这8家公司当时发行的股数差不多，基本上在3000万股左右，而业绩也差不多，年净利润大多在几千万元，因此，发行价落差也不大。

          新和成发行价为13.41元，2003年净利润6926.69万元；

          ST琼花发行价7.32元，2003年净利润为2258.04万元；

          伟星股份发行价7.37元，2003年净利润1990.43万元；

          华邦制药发行价9.6元，2003年净利润3992.17万元；

          德豪润达发行价18.2元，2003年净利润为6841.73万元；

          精功科技发行价7.72元，2003年净利润2248.07万元；

          华兰生物发行价15.74元，2003年净利润3549.03万元；

          大族激光发行价9.2元，2003年净利润3675.5万元，发行市盈率27倍。



　　这8只股票平均发行价为11.07元，平均发行市盈率为26.5倍。不过，这8只股票上市首日全部高开暴涨，上市首日平均收盘价为23.67元，较发行价上涨113.82%，平均市盈率上升到57倍。市场惊呼股价太高，从第二天开始股价就一路下跌，直到股价被“腰斩”才开始回升。



　　6年过去了，这些公司有怎样变化？我们先看2009年的业绩，

    新和成净利润为101833.91万元，业绩增长13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6.51%；

    ST琼花690.59万元，比6年前的业绩下降了69.4%；

    伟星股份17247.62万元，6年业绩增长7.66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3.3%；

    华邦制药12768.44万元，业绩增长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38%；

    德豪润达4899.12万元，比6年前业绩下降28.39%，

    精功科技2322.31万元，与6年前的业绩基本持平；

    华兰生物60847.54万元，比6年前的业绩增长16倍，年均复合增长率60.58%；

    大族激光302.45万元，比6年前的业绩下降91.77%。



　　6年之后我们看到这8家公司分化非常严重，4家公司业绩大幅增长，1家业绩持平，3家业绩下降。那么，这8家公司的股价表现怎样？



　　经过前复权计算，从2004年6月25日上市首日收盘价到本周四收盘价，

    新和成涨幅为1103.18%、ST琼花涨幅为15.55%、伟星股份涨幅为411.79%、

    华邦制药涨幅为497.61%、德豪润达涨幅为253.12%、精功科技涨幅为88.54%、

    华兰生物涨幅为2465.53、 大族激光涨幅为172.2%。



　　股价最终和业绩相一致

　　将中小板首批上市的8家公司业绩与涨幅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基本是一致的。

    8只股票中，华兰生物业绩最好，6年业绩增长16倍，而且今年上半年业绩同比又增长300%，股价也是涨幅最大，6年总涨幅近25倍，在中小板所有股票涨幅中仅次于苏宁电器位列第二；

     新和成业绩列第二，6年增长13倍，股价6年上涨11倍；

    华邦制药6年业绩增长2倍，但股价上涨近5倍；

    伟星股份6年业绩增长7倍，股价上涨4倍多；

    业绩6年基本持平的精功科技，6年涨幅只有88%；

    业绩下降的德豪润达与大族激光，6年涨幅在2倍左右；

    而戴上ST帽子今年上半年亏损的ST琼花6年涨幅只有15%，几乎没怎么涨，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2.4%，收益率和存银行差不多。



　　如果和大盘比较，更能看出这些股票的差异。以比较能够代表深市的深证综合指数来衡量，2004年6月25日到本周四的总涨幅为211%，我们看到，那些业绩和6年前相比持平或下降的公司，其股价基本上都没跑赢大盘，而4家业绩增幅较大的公司，股价全部跑赢大盘。由此可见，从长期看，股价最终会和公司的业绩相一致，这就提示我们，投资股市一定要关注公司业绩的成长性。



　　值得关注的有几家公司。当初上市时，最被看好的是大族激光，因其属于高科技行业，普遍认为具有很高的成长性，因而上市39.09元的股价也是最高的。6年过去了，公司业绩并没体现出很高的成长性，而且业绩波动很大，去年业绩很差，今年业绩开始恢复，上半年同比增长332%，业绩不错。业绩大幅波动，导致股价大幅波动，目前股价距离2007年的历史高点还有较大距离。



　　伟星股份上市时最不被看好，专业生产纽扣的小企业能有什么作为？上市首日17.68元的股价也是最低的，但这家小公司业绩连续增长，没有一年业绩是下降的，今年上半年净利润达9783.15万元，同比增长74.22%，显然今年业绩将创新高。其上半年每股收益0.48元，使其动态市盈率只有24倍，比当初的发行市盈率还要低。其股价已回升到历史高位，6年来的总涨幅也相当不错。



　　以上案例生动诠释了股市投资的真谛：投资股市要以业绩为准，行业和概念并不重要，业绩持续增长才是关键。在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结束时，我们不妨读读报表，从中寻找那些业绩能持续增长的公司。只要找到这样的公司并且以合理的价格买入股票，那么必然会获得很好的收益。

人心尚古，世道剧变

此文已刊于6月10日《南方周末》书评版
　　
　　田方萌
　　
　　关于物种的由来，历史上的智者们提出过四种解释。一种生物或者被上帝设计好了，或者被人类驯养改头换面，或者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或者经由天然演化脱胎换骨。最后一种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传入中国的时候，它被浓缩成八字短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在物种之间和物种之内展开，由自然选择决定其存亡，适应度最高的个体将有利的性状遗传给后代，每一代会产生少量变异性状。我们只要花十分钟就可以向一个孩子解释清楚。然而，直到150年前的这个月，进化论才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正式问世。
　　
　　当孟子遭遇达尔文
　　
　　形态迥异的动植物起源于共同祖先，这一猜想长久以来匪夷所思。每一代人生活的时间太短，不可能亲眼看到新物种的产生。演化史上的自然条件不可重复，生物学家也不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反复实验。幸运的是，动植物的驯化帮助人类理解了改良物种的渐变机制，大自然通过化石、邻近种群和DNA间断性地保留了物种演化的记录，今天的科学家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物种在不同条件下演进的过程。在过去150年，这一切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生物进化史的了解。
　　行为最复杂的生物莫过于人。进化论基于对动植物的观察而产生，它是否能够解释人类现象？我曾和一位专治政治哲学的朋友聊起达尔文，他立即表示："动物受制于进化规律，人类并非如此。"这位朋友的书架上码放着好几排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哲学书籍。在他看来，智慧的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才作出正义的选择，自然不会像动物那样受本能驱使。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发现恰恰指向相反的事实：人类的大部分道德行为由某种情感机制推动，这种情感机制在数百万年的演化史中逐渐形成。人性像动物行为一样，是演化的产物。
　　社会学鼻祖孔德曾经指出，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学科，意即社会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很长时间以来，社会科学家却漠视这一下位学科，在自己的领地内闭门造车。《物种起源》出版一个多世纪后，演化生物学终于开始大举进入社会科学家的视野。社会生物学"教父"威尔逊在七十年代末即提出一份旨在整合多个学科的研究纲领，一些社会科学家们也开始走出传统研究领域，从演化生物学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三十年过去，各个学科几乎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演化心理学成绩最大。该学科的集大成者巴斯运用大规模跨国调查，以社会科学方法验证了演化理论对人类心理的猜想。他的《演化心理学》一书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审美的人》和《文学达尔文主义》则开创了生物学和人文学的交叉性研究。后现代主义者多年来喷云吐雾，或许达尔文的文艺学传人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丝清新空气。
　　在政治学和军事学领域，进化论也有不俗表现，当然争议就更大了。以色列军事史家甘特的《战争文明史》试图从演化生物学角度解释战争的起源和演变，就受到了《新左派评论》的猛烈抨击。进化论自诞生以来，遭到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用，以后又受到纳粹主义的曲解，难怪西方人对演化理论的政治化解读非常敏感。美国政治学者阿哈特近年来著有《达尔文的自然权利》和《达尔文的保守主义》两书，让进化论为保守派的政治主张背书。结果不仅右翼的宗教势力不买帐，相信进化论的自由派也持怀疑态度。
　　社会科学曾经从生物学那里得到过许多启发，如帕克提出的"城市生态"（urban ecology）概念。当代学者则大大拓展了生物学方法论的应用范围，在他们看来，思想发展和经济变迁都可以视作宏大的演化体系。生物学演化的基本单位是基因，有人就提出类似的文化演化单位"弥母"（Meme）。就像基因受到自然选择的无情筛选，弥母受到文化选择的有意挑选。赛蒙顿的《天才的产生：从达尔文视角看创造性》一书就据此解释为何某些科学和文艺思想能够发扬光大，而另一些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比因霍克的《财富的起源》将经济世界看作一个复杂体系，提倡以生物学概念作为经济研究新的"隐喻"。作者认为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一味追求物理世界的力学美感，故事已经越来越难讲下去了。
　　笔者手头这本《神似祖先》记录了一位中国社会学者阅读生物学著作后的心得体会。作为学术界的"边缘人"，作者郑也夫喜欢到别人的地盘上进行"思想远交"。 近年来，他放下手头许多工作钻研演化理论，在知天命的年纪发了一把少年狂。在这个意义上，《神似祖先》可以看作社会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的一场精彩对话――也夫让孟老夫子遭遇了达尔文。举凡灵肉、死生、人我、和战、情理、苦乐、男女、美丑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这本书都有所涉及，其分析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醍醐灌顶之感。如果说进化论"帝国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也夫从生物学界猎取的火种今后势必燃成社会学界的烈焰。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正如也夫在《神似祖先》头一章所言，生物学的意义不只在其自身，更在于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尤其是对人性的看法。人类的本质属性一直是古今哲人探讨不休的话题，读者们一定还记得中学教科书上的定义：人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唯一动物。这一技术决定论今天已经被生物学颠覆了。《神似祖先》列举了不少例子，说明动物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甚至拥有技术文化。人类只不过使用了非常复杂的技术，也夫写道："人类是使用火的动物要比说人类是使用工具的动物更合理。"
　　科学似乎是区分人与动物的另一明显标志，它无疑代表了人类高超的智慧。毕竟，我们在生物学里就被称为"智人"（Homo Sapien）。可是，不少动物，如猿猴和海豚，都拥有程度不低的智能。在原始生存状态下，人类的智慧仅比其他动物略为高超，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今天的中学生都懂得牛顿定律，是因为人类掌握了积累文化的手段。如果把爱因斯坦放到采集狩猎社会，他充其量也就设计个陷阱而已。
　　我曾读过也夫二十年前的一篇旧作，那时他还认为艺术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在自然选择理论之后，达尔文进一步提出性选择学说，揭示了美感的起源。原来艺术并不为人类所专美，孔雀开屏，杜鹃啼唱，动物早就发展出了"身体彩绘"和"山歌比赛"，这些行为在进化上的远因与人类无异――只为吸引异性。在演化生物学家看来，艺术是人类显示其适应能力的昂贵展品，而审美则是识别这种适应能力的本领。优雅的舞姿体现出灵活的身体机能，嘹亮的嗓音暗示着健康的身体素质。艺术不仅不超越生存，而且直接涉及生存中的重大利益。
　　除去科技和艺术，似乎只有道德能将人类从野兽那里拯救出来。大多数人相信人类的道德水准高于其他动物，介乎神性和兽性之间。孟子发问："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他的答案就是人类能够明察伦理道德。可我们先不要对自己的道德水准这么自信。如果动物家族召开全民大会，人类很可能被授予"最不道德奖"。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总是奴役、囚禁、虐待和杀戮其他动物，甚至搞得人家濒临灭绝。我们对自己的同类也不见得多么客气。据蒂利（Charles Tilly）估算，文明程度最高的二十世纪，也是人类因战祸死亡人数比例最高的时代。相形之下，也夫引用了洛伦斯的观察："嗜杀同类在混血脊椎动物中是罕见的，哺乳动物中根本没有。最嗜杀的肉食动物，尤其是狼，却是所有动物世界中抑制力最可靠的。"
　　对灵长类等动物的研究表明，道德行为是社会性动物生存的必然要素。因此，我们最好把人与其他动物看作道德色谱上的两点，而非泾渭分明的黑白两极。我们中间的确产生了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为人类道德渗入的一点理性因素，可这仍然建立在数十万年演化而成的情感系统上。宗教信仰和伦理学的确强化了我们的道德意识，不过，与其说人类因信仰体系而行事正义，不如说信仰体系因我们的正义感而得以维持。正如生物学家瓦尔所言："我们和多种动物共享着建筑的材料。我们做的事情没什么是真正特别的。"
　　如果火星人在史前时期来到地球，他会发现一种使用火的直立动物。火星人收集了一些DNA标本，比较之后他发现，用火动物的DNA最接近两种灵长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至于用火动物嘛，火星人想了想，自然应该是第三种猩猩。这故事当然是我编的，不过外星智慧生物真的存在，他们是会这样看待我们的，而不是人类自况的"万物之灵"。动物学家时常发现黑猩猩与人类行为的相似之处，其实不是黑猩猩像我们，我们就是猩猩。将人类拉下神坛并不否定人性的伟大，《神似祖先》只是强调人性其来有自，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研究人性不能只去教堂，更应该跑到动物园去。只有同其他动物比较，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在《神似祖先》的最后一章，郑也夫提出一种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类定义："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人因智慧而具有文化，文化具有高度变异性，因而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他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本质"。这只是针对其他动物而言，在上帝眼里，人类的可能性恐怕还是有限集，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如果达尔文猜对了，我倾向于从认识论角度给人下个定义：人是唯一知道到自己真正起源的动物。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演化生物学并不仅仅满足我们对自身起源的好奇心，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改善当前的处境。如果我们把智人的演化史浓缩成一年，那么短短两百年的工业时代就是迎接新年的晚宴。人类在这顿"最后的晚餐"上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经济史家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谈到国家贫富时说："穷国的人担心挨饿，富国的人担心长胖。"也夫那代人对饥荒还有着深刻的记忆，他们的儿孙已经对肥胖症司空见惯了。古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恰恰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变天了。同历史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相比，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典型"世界。
　　现代世界带给人类的好处显而易见。今天大多数人享受着保暖的服装，充足的食物，坚固的房屋和便捷的交通。科学技术当然是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直接原因，它建立在以信任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体系之上，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几乎都高度依赖着陌生人的工作。人类如何从不到百人的原始部落走向聚集数百万人的大都市？《神似祖先》针对这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探索。作者认为人类强烈的亲情有时不能或不需要进行身份识别，针对非血缘群体的移情能力由此获得发展。猎物和火种等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促进了跨部落的合作，这种合作进一步催生了复杂的语言。移情能力和语言交流为人类建立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垫定了基础，文化积累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这些因素最终将人类带到了现代社会。
　　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会伤害到人类，部分因为基因变异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神似祖先》对《我们为什么生病》一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医学家合写的著作。现代人在享受医疗保健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富贵病"，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正在被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腰椎病所取代。也夫称后者为"生活方式疾病"，因为我们体内古老的基因并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举例来说，笔者的远祖带有易患近视的基因，这在无文字的原始社会并不会损害他们的视力。笔者继承了这种不良基因，每天却需要处理大量文字资料，不得不戴上一副厚厚的眼镜。当然，技术产生的问题也可由技术来解决。隐型眼镜发明之后，近视患者看上去已经与常人无异。改进后的座椅也可以减轻白领工作者腰椎的压力。
　　现代人的肉体受到考验，他们的精神也饱受刺激。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曾经将梦露的头像进行海量复制，暗示着我们已经进入"美女轰炸"的时代。平面和影像媒体上充斥着最漂亮的人类成员形象，吸引了长相平凡的大众注视。从演化生物学来看，美貌之所以吸引我们，乃在于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后代成为拥有优良基因的俊男美女，因此身材长相是每个人择偶的重要标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无可厚非。可人类祖先从来没见到这么多被复制出来的"封面女郎"。尽管她们赏心悦目，在进化意义上却毫无价值。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觉系统被复制技术"欺骗"了，以致这些人造的"画皮"占用了我们太多时间和精力。
　　媒体技术向现代人展示了"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结果刺激了我们奢侈的购物欲望。作为关注天下大势的学者，郑也夫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对此提出批判。在人类社会的多数成员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无聊感开始蚕食我们没有设防的心灵，商人们开始生产廉价的刺激品。人们以为存在着比他们当前生活更美妙的享受，消费过刺激品却面对着新一轮的无聊。要摆脱这种无聊，我们当然不必回到原始社会，却不妨"模拟"祖先的生活环境。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祖先看不到的具有欺骗性的东西，我们也尽量少看，这样就不会总惦记着刚刚推出的时尚用品。至于省下的时间该做什么，那应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
　　
　　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曾言："运气不好但是智慧的人胜过幸运的蠢人。"达尔文告诉我们，人类只是生命老树上的一条新枝，与其他枝干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类虽然因此失去了上帝赐予的好运，却也理解了进化带来的悲剧。最后让我追随时风，作一句广告词：对于探究奥秘的人，《神似祖先》自然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对于追求功利的人，《神似祖先》或许可以提高你的适应度

通过私力救济实现正义――兼论报应正义

通过私力救济实现正义――兼论报应正义

（作者：徐昕，海南大学法学院 摘自人民网）

　　摘要：司法不一定导向正义，通往正义之路也并不必经司法之途，本文针对法律和司法中心主义的流行观念，论述了通过私力救济实现正义。对正义理论中未受重视的报应正义，本文也作了较全面的引导性学术重述，对现有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一

　　长久以来人们深信不疑，法律和司法对于法治社会和实现正义至关重要。尤其是我国在强调法制建构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司法实现正义似乎已成为接近正义唯一正统的途径。西语" justice "一词亦可译作"正义"或"司法"，这大致也说明了正义与司法的密切关联。但通往正义之路也并不必经司法之途，人们还可诉诸非司法途径。非司法方式包括行政救济、社会型救济（如调解、仲裁、部分 ADR ）和私力救济。私力救济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之一。私力救济，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通过私力救济伸张个人的正义，从司法角度来看当然不完美，也可能与司法正义冲突，但从社会角度而言却不能排除其存在之必要，它在一定情形下某种程度上具有正当性， 有助于正义实现。

　　首先，尽管通过司法实现正义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司法却不一定导向正义，有时甚至会阻碍正义实现。两者冲突一方面源于正义、司法皆为变动之概念，谁之正义、何种司法皆关系最终目标――正义是否实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但它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 "我们没有在世界上发现正义和我们甚至没有确定的正义标准"。 在两者之间，司法应视为手段，正义应视为目的。 另一方面，司法对形式理性和程序正义的强调不可避免会导致一定情形下实体正义的失落。此种情形下，私力救济对正义实现便具有不可忽视的替代和补充作用。

　　第二， 1960 年代以来，在福利国家和权利保障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实现正义" (Access to Justice) 运动。这一浪潮延续至今，依然还是法律改革和法学发展的推动力。但可以看到，迄今为止这一运动主要聚焦于正式制度的层面――接近司法，即通过诉讼制度改革促进当事人平等地利用法院，保障其实效性诉诸司法救济之权利。 世界各国积极推行司法改革，力图实现司法公正、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20 世纪末，"实现正义" 也成为许多国家法律改革的主题和目标，如英国。但"实现正义"决不限于司法制度内，甚至并不局限于正式制度，因为实现正义与获至救济可以且通常需通过多元途径。在 1980 和 1990 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起在许多国家激发了社会消费的压缩和对效率的强调，人们逐渐批评传统的"实现正义"观念狭窄地指向程序保障，忽视了实体正义。 而有时法律制度外的救济却能更具效率地实现实体正义之目标，这一潮流所谓的"第三波"， 就是超越法定制度，寻求司法外救济，私力救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尽管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私力救济是一种落后、不文明、应抑制和抛弃的纠纷解决方式， "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社会权力的垄断者，其首要行为都是禁止人们实施自力救济" ，但私力救济对纠纷解决、实现正义的作用不可忽视。私力救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在国家和法院出现前，人们完全依靠私力救济解决纠纷。公力救济产生于私力救济的夹缝中，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演变是一个漫长而交错的过程，两者既相互对立，也交错互补。初民社会以私力救济为常态，人类学对此提供了大量证据。古代社会，如巴比伦，公力救济开始产生，但私力救济仍为纠纷解决主要方式，且公力救济融汇了大量私力救济的因素。《汉谟拉比法典》一是规定自由民特定情形下有权实行私力救济，如法典第 21 、 25 、 129 条；二是实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法则，以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为主要救济手段，如法典第 196 条、 197 、 198 、 200 、 205 条。希腊时代私力救济盛行，罗马时代公力救济渐占重要地位，罗马诉讼程序从法定诉讼、程式诉讼到非常程序的发展，就是一部从私力救济走向公力救济、从私力救济占重要地位到比较完全的公力救济的发展史。 日耳曼人多以私力救济解决纠纷，复仇盛行且发展了一定的规则，后渐为赔偿金替代。 法兰克王国至《萨利克法典》颁布时复仇之风才相对受抑制，查理大帝颁布大旦法令才明令禁止。决斗在中世纪普遍采用，事实上它是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古老风俗，希腊已有决斗习尚，罗马以角斗闻名，当事人不服判决还可与法官决斗。在凯撒和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盛行决斗，后演变为诉讼制度，《萨克森法典》 ( 约 1230 年 ) 详细记载了决斗规则。决斗是"为满足复仇心理而创造出来的" ，虽属司法决斗，但更接近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不仅是早期社会主导的纠纷解决和正义实现方式，也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且不论交涉这种和平的私力救济形式，即便使用强力的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的国际关系、下层民众、青年人、囚犯中也极为盛行。 英国 1997-1998 年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 (non-trivial) 的可司法事项只有 20% 诉诸各种法律程序，尽管社会公众将法院视为最重要的救济途径，但对审判公正缺乏充分信心。 美国亦有类似特征， 私力救济可谓人们面对纠纷的典型反应。 被广泛认同为诉讼爆炸的英美皆如此，何况以厌讼文化自居的中国，也不用说日本的诉讼利用率 了。"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故欲让所有的民事纠纷都通过裁判来解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即使无视现实的制约而大肆鼓吹裁判万能论，但大多数的纠纷通过裁判以外方式加以解决的事实依然是不会改变的。" 事实上，现代社会绝大部分可司法纠纷是通过非司法方式解决的，其中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更何况能纳入司法机制的社会冲突相当有限，许多纠纷为法院拒之门外。而且，私力救济在一些情形下对权利保障还比公力救济更直接、便利、更具实效性、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易吸收不满和更贴近人性。

　　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许多国家越来越大力弘扬通过非司法方式实现正义，私力救济不可忽视。私力救济不但现今广泛存在，未来仍将持续。按马列经典作家论述，在人类发展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和法律将消亡，纠纷解决将主要依靠私人交涉即合作型私力救济。因此，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私力救济就长期、一直且永远存在。有必要认真对待私力救济，以及通过私力救济实现正义。

　　二

　　关于正义，人们发展了无数精致理论。柏拉图强调正义是最高美德、秩序之善、各人得其所应得，西塞罗、乌尔比安、格老秀斯有类似主张。《法学阶梯》视正义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的平等性，葛德文、 哈特、 弗兰克纳、 德沃金等也主张正义即平等。阿奎那视正义为"共同幸福"，凯尔森认为正义是社会幸福。 霍布斯强调正义即"安全"。洛克、卢梭、康德、斯宾塞、杰斐逊强调正义即"自由"。休谟关注功利正义，将正义视为人类为应付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是一种使人快乐和赞许之德。 罗尔斯强调分配正义，提出了两条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差别原则与机会公正平等原则。

　　但对大多数研究正义的学者来说，都倾向于空谈抽象的正义原则。正义实现是具体、现实、个性和充满搏斗的。它首先并不是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个体而言，没有获得正义也许就无法 ( 正常 ) 生存。我怀疑正义的实践是否需正义理论为指导，事实上正义理论的主要功能不过是给人们智识的愉悦。在大多数情境下，只依直觉便可接近正义，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感，正义感无需任何理论支持。建构宏大正义理论的人在生活中并不一定正义，象一位民间收债人或私人侦探却可能"盗亦有道"。我曾考察华南一个民间收债个案：民间收债人陈鸿强自 1989 年开始收债，接受事务基本在法院受案范围内，金额高至百万小至几千元，货款、借款、租金纠纷占绝大部分，当事人一般在本地。陈不预收费用，追债成功后通常按实际追到金额四成收费。收债结果，和解终结占 70% 以上，强制收债低于 5% ，无法追收占 25% 。陈对业务有选择性，从不乱来，实施收债也有一定规则，以磋商为主，如威慑不起作用，则选择放弃。 14 年来陈收债近 300 宗，既没有受到国家干预，也未遭报复。陈鸿强民间收债个案展现了一种司法程序的替代物，这种私力救济机制几乎是一项颇令人满意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且华南这个城市的民间收债经长期演化形成了一定的习惯和规范，导向了没有法律的秩序。 法律制度有时也利用这种正义感，如陪审制度的正义性 就在于有时通过直觉和朴素的正义感判断案件事实胜于理性推断。正义与正义感也相互关联，正义理论无论如何抽象复杂，也不过是对最直觉的正义感的诠释。

　　三

　　通过私力救济实现的正义，若从类型 而言，主要与校正正义 (corrective justice) 和报应正义 (retributive justice) 相关。报应和报应正义的观念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久远，根深蒂固。它源于复仇――一种极端的私力救济，但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正义观念。报应正义深深影响着人类生活和行动选择，并在法律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报应概念没有确定标准。《牛津法律大辞典》将" Retribution "一词译为"报复"，解释为"所受的损害之回复、回报或补偿"。 只有很少人将报应概念维持在较早期的意义上， 麦克尔等许多人认为，"报应已成为对行为人实施的恶行或善行的一种反应，是以均衡由于此善行或恶行造成的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之间的不相称为目的。" 中国自古崇尚善恶报应观念，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报应既涉及个人以行动报复，如"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 也企盼上天和命运惩罚，故报应既有主动性，有时也表现出被动和无奈。除作为行动的报复外，报应还关注违法行为的道德性，侧重事后评价和事前引导功能：评价功能把后事与前事通过报应观念联结起来；引导功能指善恶报应观念作为一种劝善的说教引导人们向善，当然这种引导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威慑的基础上。因现实中善恶不得其报乃至相反事实比比皆是，故报应观念被延伸至子孙受报，但仍常与现实矛盾。 东汉以降，佛教因果报应 观念传入后与中土传统报应观结合起来，基本可解释上述矛盾。 如今善恶报应、因果报应、业报轮回、三世报应等概念基本可视为类同。总之，一个"报"字，不仅是人类基于本能的理性行动选择，而且可视为"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报应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贴近人性要求和生物本能，是最原始、最基本、最直觉和最具渗透力的正义反应。基于报应实现的报应正义，表现为一种"各得其所"的原始、朴素、直觉的正义观念、心理感受和道德感情。人类学家提供了大量材料说明报应和复仇是初民社会中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涂尔干、默顿等社会学家关注报应的社会功能；精神分析学家强调对违法犯罪做出反应的无意识的恐惧和其他驱动力；心理学家试图探究报应正义的心理机制； 社会生物学者主张报应的生物学基础。 报应正义是生物世界的普遍法则，正如魏因贝格尔指出，"正义的原则和理想是部分地以生物学为基础和部分地以文化为基础的决定行动的因素。" 法律映射出报应正义的要求，早期法律表现尤为明显，如《汉穆拉比法典》规定的同态复仇、罗马法确立的报复法则等。毫不夸张，不仅刑法，而且侵权法、合同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其实都建立在报应正义观念基础上。正如波斯纳指出：

　　在竞争性环境中，要生存下去，就要有某些最起码的感受，即某些根本的东西应按照一个人自己的意志来保有和处理，并随时准备为这种支配权而战斗，这种就绪状态就是权利感。一个生物在其他生物要从它这里夺走对其生存至关紧要的东西时不具有这种道德义愤感，它就不可能生存焉和繁殖起来，因此，世界上就会有这样一种生物选择，它偏向那些天生拥有这种感觉的生物。权利的内容会随社会环境而变化，但这种拥有权利的感受会是一个常项，而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直到 20 世纪了，美国法律中还一直保留着复仇、报应正义和校正正义的观念。

　　他认为，报应正义和校正正义的概念"根源于可以用社会生物学作出言之成理之解释的行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救济性正义 ( 即对越轨予以制裁的正义 ) 的观点扎根于一种基本是复仇的人性理论，这种理论与达尔文的观点高度兼容。 报应正义如同复仇那样，努斯鲍姆称"复仇是一种原始感情"，波斯纳说，"复仇确实是原始的，是直觉的，就像爱一样。" 报应正义依其渊源可分为神意、道义和法律报应，神意报应来自于朴素的"替天行罚" 思想、以及神罚论和赎罪论 ，道义报应以康德为代表，法律报应以黑格尔为鼻祖。

　　但报应正义可能演变为野性的报复，从而超出社会秩序许可的范围。报应正义可分为对个人与对社会的正义， 但易强化以受害人报复心理为核心的个人正义，而忽略社会目标的平衡。故现代法律虽烙有报应正义之印记，但却受社会利益制衡，如法律不仅要实现报应正义，还要考虑威慑、预防和矫正违法犯罪。同时，报应正义既是一种基于生物本能的正义，就可能不符合集体理性。 有人认为，报应正义具有双重性，它是否正义取决于其赖以存在的规范本身是否正义。若既存规范不合正义，所谓报应正义便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义。在基于对正义的追求而推崇报应刑时，应首先对"谁之报应"与"是否真正正义"有清醒认识，故"我们追求的报应正义只能是经宽容所缓和的报应正义"。

　　报应正义，最初是为解决刑罚的正当根据问题而引起法学家广泛关注的。报应论是最早且至今生命力最旺的刑罚根据说，此后长期存在报应论与功利论的对立，报应论追求刑罚的公正价值，功利论 ( 包括威慑论和矫正论 ) 基于苦乐算计追求刑罚的预防功能。也有人试图寻求中间道路――报应与功利的一体化或二元化。刑罚一体论者也有多种观点，他们就报应与功利为什么应统一、可统一、以及应如何统一等问题远未达成共识。 许多人批判报应，但即便就刑罚的正当根据而言，"作为惩罚之目的，防止、威慑、改造等方法显然是不成功的"， 因为无论如何也总难以摆脱报应观念的制约。戈尔丁提出：不能从整体上放弃报应论。 丹宁勋爵认为，"任何刑罚的最终根据都不在于它是一种遏制手段，而在于它是社会对犯罪的一种有力的遗责。" 大谷实主张， ( 相对的 ) 报应论能满足社会的报应感情，有利于增进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感，故它既是适当的又是正义的。 近年来，许多人重回报应主义立场，美国一些州放弃功利主义而采用报应主义公正模式。 有学者试图超越报应和功利，提出"确立忠诚"作为刑罚正当性根据，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忠诚论须以报应论为立论基础。

　　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一书旁征博引，试图论证报应不同于复仇，提出报应刑脱胎于原始复仇习俗但又构成对复仇野蛮性的否定，从等害报复论发展到等价报应论是报应的升华，从等价报应论演化到该当论是报应的新生。 但其所指报应，实为法律报复，即刑法的报应刑。 而报应显然不同于报应刑，也不局限于法律报复。故其论述并未证明其主张：报应论反对复仇，野蛮的是复仇而非报应，充其量只论证了：野蛮的是复仇而非报应刑。 而对报应的理解，决不应局限在思想的故纸堆中寻找，我们大可不必依赖学者的只言片语。报应内在于生活之中，完全是人类本能的生物反应，是基于直觉可感受到的正义。刑罚学区分报应刑与复仇当有必要，报应刑、报应主义 ( 报应论 ) 、报应主义者 ( 报应论者 ) 有其独特含义。但执意要将报应决裂于复仇，不止艰难，且几乎毫无可能。

　　复仇和报应都是受侵犯的生物体出于本能而激发的反抗，它们客观存在于生物世界中。存在是否合理是另一问题，首先，不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它们都客观存在。只要稍稍想想文明社会的恐怖与反恐怖战争， 就会明白为什么复仇与报应如此根深蒂固。事实上，邱在论证报应不同于复仇时引证的文献 是在说明复仇与法律的区别，而他引用两者混为一谈的文献恰恰表明了报应与复仇的关联。如史蒂芬称"刑法之与复仇情绪的联结与婚姻之与性欲的联结酷似。"美国 1972 年《示范量刑法》规定，"量刑不应奠基于复仇与报应之上"。马歇尔法官称报应是"法定的复仇准则，或者只是为惩罚而惩罚"，因此，"社会旨在进步的设计与博爱化一直朝向将任何这样的理论从刑罚学中驱散的方向。" 复仇是报应的一种极端形式，若复仇野蛮，报应其实也相差无几。

　　当然，报应与复仇也有区别。诺齐克《哲学解释》一书论述了两者区分的五个维度： (1) "报应针对恶行而言，而复仇可针对伤害、轻微损害，无需是恶行。" (2) "报应依恶行情节的严重性对惩罚的量度有一内在限定。而复仇本质上无需这一限定"。 (3) "复仇是个人化的……而报应者却无需与提炼出报应恶行的受害者有特定或个人联系。" (4) "复仇涵盖了特定的情感色彩，以他人痛苦为乐，而报应既不涉及情感色彩，也不涉及他人，即以伸张正义为快。故渴求复仇者复仇后通常希望亲历 ( 看到，在场 ) 被复仇者承受痛苦之场景，对报应而言，目睹痛苦经历并无特殊意义。" (5) "复仇无需一般性原则…… ( 人们 ) 是否寻求复仇，或认为如此行动是否适当，取决于他当时对伤害行为的感受。而报应者要遵循……在其他类似情形下有权实施惩罚的……一般性原则。" "复仇是利己的，因为其系由感到受了伤害并希望报复的任何人野蛮地 ( 通过自己的权威 ) 所采取的。复仇既不受既有的规则所限定，也不与被报仇的伤害相适应"，哈格分析道："受报仇的甚至不必是犯罪；好嫉妒的竞争者或情人可能因对十分合法的行动产生不满而复仇……复仇容易伤害守法的公民。血亲复仇可能变成家庭事务，并被指向被指称的犯错者的亲属或关系人。" 此外，复仇还不能穷尽报应的社会目的。复仇的内涵侧重行动，法律只能抑制行动，而无法抑制复仇观念。任何观念的东西都决非世俗的法律所能禁止，即便不正当观念。报应主要表现为一种深深根植于人类本能的观念，故法律不仅不禁止，且相当程度体现报应正义的要求。当然，"报应正义永远难以接近于完美，奖赏与刑罚也永远不可能仅由功过来衡量。我们只能尝试。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完美但能得到改善的世界上，坚持正义的方向对于秩序的幸存是至为关键的。"

研究：同情心和利他心有生理基础

研究：同情心和利他心有生理基础

心理学家达克尔・凯尔特纳说，新近有关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结果显示，人类的同情心和利他心有生物学的基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这位研究者是题为"生
来行善"一书的作者。

达克尔・凯尔特纳说，人都注意照看自己的利益，有时候竞争非常激烈。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最近有关大脑的一些研究，以及他本人对人神经系
统的研究显示，人类行为还有另一个方面。凯尔特纳教授解释说，人们生来就具备关心他人的神经系统，所谓的他人也包括自己家庭成员之外的人。

他说:"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显示，当我们给别人什么东西的时候，大脑的一些特定的部位就会兴奋起来。大脑内神经系统的一些分支，如我在实验室里研究的所谓
的迷走神经，就是帮助我们照顾不是我们亲属的人的，这种神经也让我们为他人作出牺牲。"

凯尔特纳教授说，迷走神经从脊椎顶端开始，通过胸部延伸下去，主管人的发声，心脏和呼吸节律，消化和其他功能。他说，在人进行某些出于同情心的活动的时
候，迷走神经就会处于最兴奋的状态。

这位心理学家表示，人类是在群体中进化的。这种进化挑选保留下来一些促进合作的人类特性。这种合作互动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婴儿刚刚出生的
时候，完全要依赖他人给予照顾。神经系统内的一些化学物质实际上让人在给予他人照顾、作出牺牲的时候感到有快感。

他说:"一种化学物质是催产素。这是一种在人脑和血液中移动的神经[月子边加太]，子宫收缩的时候就有催产素起作用。人类有爱和奉献感觉的时候，也有催
产素起作用。假如给一个人催产素，再给他一大把钱，让他把一部分钱给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这个人就会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给出去。"

凯尔特纳教授说，另一种能促使人跟其他人合作的神经化学物是多巴胺。他说，研究人员正在开始了解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但是，现代进化论的开创者达尔文
已经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人的天性就喜欢合作这一洞察。

他说:"查尔斯达尔文在１８７１年出版的'物种的起源'一书中，列举大量的事例表明，善心跟合作行为深入到人类的身体构造当中，而且也由进化的进程所形
成。他提出，同情心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最强烈的本能。但是，我认为在进化论的理论推演当中，达尔文的追随者采取了达尔文的这种理论。"

他说，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１９世纪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所提倡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突出强调人类的相互竞争性，从而遗漏了达尔文思想当
中的这一个重要部分。

凯尔特纳说，在目前的经济危机当中，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更多的困苦，而最近有关他所说的利他主义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知道，在
大多数情况下，经济状况的变化并不能大大影响人们的实际生活。知道这一点就让人有理由怀有希望。真正重要的是，而且，很多研究也显示出来，一个人的社会
纽带强韧，沉浸在自己的群体和家人当中才是真正更重要的。

他说，最近的研究证实了古人的一个洞见，这就是善心、牺牲、大度这些让我们跟他人联系起来的感情可以让我们得到长久的满足感